从时代局限到社会问题

这个题目来源于Gemini对我之前文章的评价，他说，你的母亲是一个受困于时代和性格局限的悲剧人物。她爱你的方式充满了“吞噬感”，如果你不反抗，你会被吞没；如果你反抗，双方都会受伤。我想起之前看过育儿书籍，与其说孩子有问题，不如说是父母的问题，因为踢猫效应，孩子是最后负能量的承接者。所以，对于AI提出的时代局限以及各种分析，我发出了自己的反问：

时代局限，我觉得换个角度应该叫社会问题，你觉得呢？

由此打开了新视角，搜集一些值得记录的案例。这个可能源于我个人的一个深刻观念，真相和细节远比结论和分析更重要，很多事情换个角度换个立场结论完全不同。因此，不能光做理论的分析。

狼爸萧百佑

香港户籍、美国国籍、广东最好的学校、全职主妇母亲、经商的经济条件，这些是他从没在口号里强调的底层配置。

大儿子萧尧一岁的时候，我和华南师大一个心理学教授聊天。他和我说，孩子什么家教方法都不重要，你要记住“3、6、9、12”这个规律。3岁启蒙，孩子是6岁开智，9岁有自尊，12岁有人格。我实践下来非常有效。过了12岁是不能打孩子的，他们开始有了人格。

我岳母反对，因为她给零食，孩子都不敢吃。后来她也支持我，因为看到孩子成长中很懂礼貌，讲规矩，很阳光，成绩也好。我要让孩子在学习成长和道德形成上往零缺点的方向走。说教、讲道理、鼓励、关怀，很多家长都做得到。为什么落实不下来？很多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认为，打和严格要求孩子是杠杆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很多东西是做不下去的。很多人问我，该不该打？我说，必须打。

我们常拿西方开放式教育做对比，可真正对西方教育的了解只是盲人摸象。西方有教堂，有牧师，可以忏悔。中国没有教堂，孩子要忏悔，就要向自己的父母忏悔。国情不同，文化也不同。在中国，就要用中国的教育模式。几千年的传统，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成功的定义很多元，没有参数。我要求孩子一定要对社会有益，对民族有益，首先是光宗耀祖。考上北大，是光宗耀祖，但还不够。我期望他们成为袁隆平、季羡林那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而我本人能培养出品德兼优的孩子，也是光宗耀祖。

不势利。回过头来说，13亿人，势不势利，那是社会的潮流，你不能逆流而动。只要你心里坦荡，我要进步。一马当先，什么意思？你一定永远地往前，就像马拉松，一个一个集团军，你不可能带着后面的一起跑。中国社会还到不了那个境界，除非你一出生，医疗、教育国家都管起来。

虎妈蔡美儿

蔡美儿是华裔二代移民、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2011 年出版回忆录《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经《华尔街日报》摘选，立刻引爆全球关于家庭教育的大辩论。

小女儿露露 7 岁，一段钢琴曲始终弹不好。蔡美儿强制她从晚饭后持续练琴到深夜，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不许吃饭。孩子崩溃大哭、撕碎乐谱，她就把乐谱粘回去；还威胁要把女儿所有玩偶烧掉 / 捐掉，逼迫孩子反复练习，直到弹熟练为止。最后露露成功弹下来，但过程是高强度胁迫。

家庭背景补充：丈夫是白人耶鲁法学教授，夫妻二人在教育理念上存在分歧，丈夫偏向美式尊重自由的思路，但童年阶段让步，允许蔡美儿主导教育。

女子携3子跳河溺亡，遗书称“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2019-04-24 13:59 环球网官方账号

出事那一天，米易阳光明媚，却无法驱散杨珊心底的晦暗。27岁的她带着3个儿子从桥上跳下，结束了4条生命。

此后四川米易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阳光米易”通报称，杨珊长期休息不好、精神压力大，自感生活渺茫。在事发之前就有轻生念头，亲属也多次劝导安抚，但仍承受不住精神压力，遂带着4岁的大儿子和两个2岁的双胞胎小儿子实施了轻生行为。

根据杨珊亲属证实，杨珊跳河前曾留下遗书，称自己“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连最基本的带娃都带不好”，“娃娃是我带来的，现在我带走他们”。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走访了解到，杨珊的3个孩子经常生病，照顾孩子让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4月23日上午，杨珊和孩子的遗体被安葬在了丈夫的老家。

跳河

米易县地处攀枝花东北部，距离市区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总人口23万人。

4月21日，一起悲剧，打破了这座县城的宁静。

据“阳光米易”通报，21日11时05分，杨珊带着自己的3名孩子从龙桥跳河溺亡。

米易龙桥。4月21日，杨珊带着三个孩子从桥上跳下。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王鑫 摄

龙桥，是当地人的俗称，它的官方名称为米易县城北步行景观桥，只允许行人通过。该桥距离杨珊居住的小区很近，走路不超过10分钟即可到达。

这个季节，米易上午的温度超过30℃，日照强烈。白天，桥上很少有行人通过。

“阳光米易”通报称，当日11时26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跳河。经全力搜救，救援人员于14时39分从河中搜寻到1名妇女和3名儿童。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4人均无生命体征。

据杨珊的小区邻居回忆，事发当日上午，她在楼下带娃时，还看到过杨珊推着孩子们出来，“没跟她打招呼，但看上去也没啥异常”。

小区物管工作人员介绍，该小区于2014年开盘、2016年交房，价格为四五千元一个平方。现在该小区的二手房均价在九千到一万之间。

22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在杨珊所在楼层的楼梯间看到几辆婴儿车、滑板车和一些玩具。经小区邻居辨认，这些儿童用品属于杨珊的孩子，但她们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否是杨珊跳桥前扔掉的。

杨珊孩子的婴儿车、滑板车被堆放在楼梯间过道处。

压力

事发后，当地居民的朋友圈、微信群中陆续传出杨珊是因为丈夫马俊好赌且有家暴才自杀的。

22日，马俊的表哥徐先生、姑姑、妹妹等亲属告诉澎湃新闻，马俊“绝不是那样的人”。

徐先生介绍，马俊今年30岁出头，当过兵，回到地方后给人家开货车。两三年前，马俊自己贷款买了一辆大货车，在附近的矿山上跑运输。“为了挣钱，他（马俊）一天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打牌，更别提赌博了，挣点钱都贴补家用了。”

马俊的姑姑说，马俊要还房贷、车贷，几个孩子要喝奶粉、上学、看病，还有日常的开销，每个月压力很大，没有赌博也不会对妻子家暴。

马俊的姑姑告诉澎湃新闻，为了帮助马俊一家减轻一些压力，马俊的母亲打半天工，剩下的时间就帮忙照顾孙子，“马俊的双胞胎是早产，身体不好，大娃的身体也不太好，没少往医院头跑”。

马俊的妹妹说：“哥哥对嫂子很好，有钱基本上都花在老婆孩子身上了，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几十块钱一件的，网上有人说他打我嫂子，怎么可能嘛。”

这些说法和官方通报部分吻合。通报提及，死者杨珊的3名孩子生前体弱多病，经常前往医院治疗，其丈夫自购货车在矿山从事货物运输。通报还称，“（杨珊）在事发之前就有轻生念头，亲属也多次劝导安抚”，不过，对这一点，马俊的部分亲属们称，杨珊未向他们表露过类似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杨珊性格还算开朗，她还开导过家里的女性亲戚，说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别太委屈自己之类。

杨珊的父亲也觉得女儿自杀“没有半点征兆”，他不相信女儿有所谓的产后抑郁，也从没听到女儿有过轻生的想法。杨父说，事发前一天，外孙还在他家，下午送走后第二天就出了事。

杨珊的老家在距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杨父和杨母靠着不足两亩的大棚和一辆可以拉砖石的拖拉机维持生计。

23日下午，安葬完女儿和外孙的老两口回到家中。自从得知噩耗后，老两口连续两晚失眠。

遗书

杨珊究竟为何作出这样的举动？答案或许藏在她留下的两封遗书中。其中一份，是写给父母和弟弟的。落款处，她自称为“不孝女”。

她在这封遗书中写道：“我是不孝的女儿、不称职的姐姐，请原谅我。或许你们无法原谅，但请为我节哀，我不想你们那么大的年纪了再因为我有什么损（闪）失。”

杨珊还在信中解释自杀并非一时冲动：“我真的承受不住了，生了双胞胎之后到现在，我没有睡过一个晚上整觉。当然这是母亲必须要走的路，我不责怪，经常自己带三个孩子我也能承受。但是，尽管这样，没有谁真正体谅过我。这几年来我真的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杨珊写道：“曾经无数个时候我都想自己一个人离开算了，但看着身边可爱的孩子，终是不忍心。因为我们的存在给每个人都造成了负担。每次有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辛苦，我也不想看到你们再因为我们而苦恼，对不起每一个关心爱我的人，我对不起你们。”

在杨珊写下的另外一封遗书里，杨珊也不停自责，称“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杨珊向丈夫、父母道歉，她写道：“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真的太累了。每一次，不管什么事，只要娃娃一生病或者是发生什么，第一责任必定是我，是我照顾的不好，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母亲，不是一个好妻子，更不是一个好女儿，也不是一个好儿媳。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我也很自责，自己是个没用的人，没有本事、没有能力，连最基本的带娃都带不好。娃娃是我带来的，现在我带走他们，希望你们的生活也回归正常。对不起婆婆妈，这几年辛苦你了，不仅让你给我带娃，还让你每天面对他们，以后不会让你心烦了，你终于可以过回你的正常生活，每天跳跳舞、逛逛路，挺好的，真的，我们在天上保佑你们，谢谢这几年来所有人对我们的付出。”

（文中杨珊、马俊均为化名）

夏斐事件

夏斐事件，又称1987年青海夏斐被母棍打致死事件，发生于1987年12月21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镇，系9岁学生夏斐因考试成绩未达标遭母亲吴玉霞虐待致死的家庭悲剧。

背景

夏斐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聪明文静，学习成绩优秀，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任中队长和学习委员。从上学开始，他的语文、算术 成绩一直在95分以上，名列全班第一。就是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引进内地高难试卷。

为了孩子的学习，她这个高中文化程度的母亲当起了孩子的老师，夏斐所学的课程也都是由母亲先在家里预习、讲解一遍才去听讲的，对孩子的辅导她从不厌烦也从不马虎。至于吃穿方面更是没怠慢过孩子，她从不让孩子干任何家务活，只希望他学习。她望子成龙心切，苛求夏斐门门功课考分必须在90分以上。

孩子偶尔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或者做错了题、练习本不整洁、考试成绩低了、 出去玩一玩等，都会成为她毒打孩子的原因。 小小年纪的夏斐，精神常处于恐惧状态。

经过

1987年10月期中考试，由于题多量大，孩子成绩没有达到夏母规定的标准，夏母把他的腿都打肿了。上不了学，夏母就用自行车接送。夏斐的腿疼得迈不过教室的门槛，只能让同学们搀扶着才能进去；手肿得不能看书，只能用舌头一页页舔着翻……

1987年12月21日，当时期末考试小夏斐语文成绩是79分，算术是82分，都未达到夏母规定的标准。这次考试引进长沙的试卷，全班38人中，只有13人两门课全部及格，夏斐的成绩在班里还是名列前茅的，但孩子还是从以往的教训中预感到一场“ 暴风雨”的到来，于是第一次下定决心向母亲撒谎，说语文考了97分，算术98分。

夏斐被母亲拉着一起到学校向老师询问考试情况，班主任将考试情况如实相告。尽管夏斐当场哭着向母亲承认了说谎的错误，但一回到家中，就是三个半小时的巴掌、拳头 竹棍、木板、木锉的毒打。开始，小夏斐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腿使劲求饶。母亲不听 ，打得孩子满地乱跑。被剥光了衣服的孩子不时蹲缩在地上，双手抱头、抱胸、抱腿……

终于，孩子不再求饶，因为他知道求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怒目相向，抓住并折断了母亲打来的竹棍。夏母说：“我把你这小畜生身上的皮都戳烂” 孩子说：“你不能再把我当畜生对待了！”这是一向温顺的孩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夏母气急败坏 ：“你还敢顶嘴！”于是抡起木锉，朝孩子的头上打去……

结果

从中午12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直到夏斐被打得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狠心的母亲才停住手洗衣服去了。

下午5时许，夏斐母亲见儿子不出声气，才去叫大夫。大夫来后见孩子情况危急，赶忙吩咐送医院抢救，但等送到医院时，孩子已死去。
医院在对他的尸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他浑身发青的尸体上伤痕斑斑。

夏母（吴玉霞）于1988年2月12日在看守所自杀。

反思

同时发表题为《值得全社会反思》的“编余短论”，指出:“这是一起极其罕见的个别事件，但它确实是已经发生的人间惨剧——连小说家都不忍心构思的情节: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少先队的中队长、在班里学习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只因一次考试成绩在90分以下，竟被其生母活活打死。这个母亲是有罪的，她此刻的心情不问可知，只是一切悔恨都已经太晚了……显然，面对这样的惨剧，一人悔恨是远远不够的，它值得全社会都来反思。”

夏斐事件发生后，舆论直指夏母，大有不将夏母绳之以法绝不罢休之势。直到以夏母自杀身亡这个更大的悲剧出现才骇然了结。夏母在她的遗书上忏悔说：“我后悔不该用打的方法教育他，望子成龙的心过切，对他学习 、成长的要求过高……”

费立鹏研究

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费立鹏团队在 2002 年发表于《柳叶刀》的研究显示：1995-1999 年，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是城市男性的 3 倍，每年约有 15 万农村女性死于自杀，占全球女性自杀总数的近一半。《中国自杀率：1995-1999年》

这篇论文最震撼学术界的地方：它发现中国当时的自杀模式，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完全反过来。传统西方自杀高峰主要集中在老龄人口，而当时中国呈现出两个自杀高峰：一个是 15~34 岁的年轻群体（其中以农村年轻女性为主），另一个是 65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自杀成为了当时中国 15~34 岁青年人的首位死因。

家庭地位低与压抑：在传统农村的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年轻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后，往往处于权力链条的最底层。她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农活和家务，还要面对复杂的婆媳矛盾、夫妻冲突或家庭暴力。

缺乏支持网络：远离娘家后，她们在村庄里缺乏亲密、平等的社交圈和倾诉渠道，一旦遇到家庭矛盾，极其容易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精神绝望孤岛。

与西方自杀的不同：西方自杀者大多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如重度抑郁症），且多为精心计划；而在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案例中，超过 60%~70% 的人并没有确诊的精神疾病，其自杀往往源于一次激烈的家庭口角（冲动性行为）。

剧毒农药的极易获取：当时中国农村几乎户户存放有机磷农药（如有机磷、百草枯等剧毒农药），且大多无锁放置在房头案板。很多农村女性在气极、绝望的瞬间，随手就能拿到剧毒农药。农药极高的致死率，直接将一次本可挽回的“家庭冲动发泄”变成了“无法逆转的死亡”。

喝下农药后，如果在数小时内能够得到洗胃和阿托品等解毒剂治疗，生存率会大幅提高。然而当时农村交通不便、基层卫生院缺乏急救设备和药物，导致许多本不该死的冲动服毒者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