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人的异化

思考这个问题有个起点，那就是怎么看功利心。有个很好的标准，那就是看个人的体验，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从事情本身获得了愉悦，还是更加依赖外部的评价标准，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不正当竞争或者说使用手段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些资源的获取的确是对别人不公平的，但是结果是让自己得到了提升的机会，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为什么要介意所谓的体面和光彩呢。

为了所谓的过程正确，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修剪，自我异化。诚然，触及当前法律底线的问题不能碰。但是在合法和非法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操作空间，这就是人发挥作用的地方。脸皮厚一些，可以拖延，可以夸大。一味以清流自居追求实事求是，其实是一种傲慢，依然逃不出休谟说的理性永远是情绪的奴隶。不如承认这个事实，让理性为情绪服务。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评价权上交，宠一下就高兴批评一下就不开心。这是大部体制内人被异化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些细节，也就是我说的灰色地带或者说复杂的地方。我不反对视荣誉为生命，相反我觉得这是把握生命主体性，找到使命的体现。复杂在于，这不是等待上级发出的奖状，在你做出奉献的时刻奖励已经完成了。后面的颁奖仪式，是制度和流程的需要。期待万众瞩目，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批评也是，自我批评不应该是写报告，更不是需要审核。这是真正的异化和洗脑。具有慧根的人知道展示出来的自我批评是表演，就怕一些内心没有支撑的人需要组织盖章认可。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就更有意思了。对于一个庞大的中央组织来讲，稳定大于一切。与其说领导喜欢奉承拍马屁的狗腿子，不是说组织需要高度服从的个体。只有这样，组织才能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就好比地主收租，要是代理人同情农民，劝地主今年不收了，代理人和地主吃什么喝什么。这是其一。其二，要是代理人有自己的想法，想更好激发农民活力，搞土地改革提升农民识字率提高劳动生产力，地主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最好最安全的做法，其实是萧规曹随，墨守陈规。这也是老人政治的最大特点，缺少活力。我有时候就想，戈尔巴乔夫年龄再大一些，改革再晚一些，苏联可能不会那么快解体。

我让AI搜了几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国画》，《梅次故事》，《沧浪之水》。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作为素材，而老残游记写出了清官之恶制度之恶，后面的作品我觉得没有达到更新的高度。比如，阎真的批判之所以显得浅薄，是因为他的批判根基是一种怀旧式的理想主义，预设了 “不妥协的清高才是本真”，他没有区分策略性利用规则和价值认同规则这两件事。我觉得《小公务员之死》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写出了那种洗脑之后的恐惧和焦虑。《城堡》更进一步，不在肯定与反对制度中反复打转，而是向前一步，揭露了制度下现代人的空虚。

最后是豆包的批评，我觉得可以接受。

阎真写出来的池大为，是单向滑向认同的。他没有塑造一个版本：池大为一辈子熟练地玩这套游戏，始终清醒地知道规则只是工具，始终牢牢把评价权握在自己手里，他可以顺势而为，但从来不会因为上级的褒贬而动摇自我判断。
所以你会觉得批判浅薄：因为作者只看见了一条路。
但我们依然可以承认另一件事：那条你所设想的、“策略利用而不认同” 的路，是一条很难走的窄路，它对人的觉察力要求极高。很多人自以为走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就滑进了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