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安医生泳池网暴事件

2018年8月20日，乔伟和妻子安医生到德阳太平洋游泳馆游泳。泳池里人多，安医生与两名男孩发生碰撞；就在她转身游走时，一名13岁男孩朝她背后吐了口水。这一幕被乔伟看到，护妻心切的他游过去，把男孩的头摁入水中约一秒，又打了一巴掌。随后男孩的母亲常瑞和同行家长在更衣间找到安医生，双方发生口角和肢体接触。常瑞报警，双方到派出所调解：乔伟当面道歉，“确实是我冲动了”，男孩也表示接受道歉。乔伟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

两个人都来自青海，是高中同学，从高一同桌三年才有感情。后来乔伟考上河海大学水利专业，被选拔进部队；安医生从青海大学医学系毕业，来到德阳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婚后异地多年，乔伟打了两年转业申请，2014年底终于回到德阳。到出事那年，转业回来刚四年，磨合期刚过，日子刚刚过顺——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块游个泳，在家做个饭，晒晒太阳，听听音乐，这么多年的感情，也算是修成正果。”

失控

第二天上午，常瑞出现在乔伟的工作单位，要求开除他的党籍和公职；随后一行人又去了安医生所在的医院，提出同样的要求。当晚7点多，安医生的同事发来一个微博链接——“快来看，×局员工公开殴打未成年人，就因为孩子游泳不小心撞到了他老婆”。配图动图里没有男孩吐口水的画面，只有乔伟动手的部分；随后动图升级为剪辑视频，画面左下角打着明黄色字幕：“男子游泳池内打小孩”，一些媒体标题还特意强调了乔伟的公务员身份。

视频引爆全网。夫妻俩在单位公示栏的姓名、职务、照片被拍照传到网上，辱骂铺天盖地：“人渣”“变态”，有人扬言要专门去安医生的医院挂号“看看这个人长什么样”，要去拉横幅，要举报乔伟“这种人能在公职机关过得下去？”。安医生开始整夜整夜失眠，一边刷评论一边哭；乔伟一天能接一百多个电话。因为调解民警叮嘱过不要接受采访，他拒绝了所有媒体——后来他后悔不已：“可能当时说两句话，也就没有现在的后果。”整件事从此只剩男孩家长的一面之词。

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夫妻俩找中间人约常瑞当面谈。安医生在纸上写开场白，涂涂改改写了四次，最后一句是：“我们也没有多余的想法，只（想）有一个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约好8月24日见面，常瑞以“家里的老人因为此事住了院”为由拒绝了。网络上骂声滔天，现实中和解无门——这被认为是压垮安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条命顶一个心理创伤够了吗

2018年8月25日，中元节，安医生和家人去给亲人扫墓，她在墓地里一直哭。下午回家后，她说在家憋得慌，想去车里坐坐。坐在自家车里，她吞下了500片扑尔敏，给母亲和最好的朋友发了告别信息，还有一条发给负责调解的民警：“张警官，对不起，是我做错了，我对整件事负责，一条命顶一个心理创伤够了吗？”

反转

安医生去世后不久，一段抢救时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乔伟趴在病床边痛哭，左手抓着妻子嚎啕“让我在这儿待着”。舆论随即反转，网暴调转方向扑向常瑞一家：一家人的身份证号、户籍信息、工作单位、结婚证、男孩就读学校被全部公布；有人把常瑞夫妇的照片处理成遗像，在男孩照片上打上“强奸犯”字样；家里不断收到花圈，无数人通过一分钱转账把辱骂写进备注；一家人在宾馆躲了两个月，“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男孩此后一年多无法正常上学。常瑞坚称儿子没有吐口水，只是“做了一个鬼脸，游泳时嘴巴里的水流出来了”；两年后在法庭上，这个说法又变成了“小孩在换气”。

对簿公堂

安医生走后的20多天里，乔伟住在宾馆，同学、战友纷纷赶来陪他。他想得很清楚：找一位律师，“谁对谁错？给大家一个交代。”代理律师赵启太在民警笔录和执法记录仪录音里找到了整个案件的核心——男孩亲口承认吐了口水。可供选择的罪名有四项：寻衅滋事罪、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前几项或属自诉、取证极难，最终选定了可由公权力取证、公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2019年1月22日，律师向德阳市旌阳区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书；公安机关两次补充侦查后，检察院向绵竹市法院提起公诉，2019年7月1日受理。

证据战里，“互联网看似隐蔽，但其实无处遁形”：被删除的媒体报道依据“媒体要保留6个月报道痕迹”的规定被恢复，A4纸打印了几大摞；常瑞事后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被恢复——拿到乔伟夫妇的个人信息后，她发给了堂妹和表妹，堂妹发布微博将冲突与“公务员”身份关联，转发评论中提及了夫妻俩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另一位家长周丽因为劝阻过“这个事情不要闹了”、只把链接发进一个八人小群且无人继续散布，被检察院免于起诉。

2020年8月5日开庭。常瑞和两个妹妹做无罪辩护，坚称信息来自公开渠道、自己没有捏造事实，并再次否认吐口水。于是泳池视频在法庭上播放了四次，吐口水的动作有七秒——“一秒一秒地细抠，扭头、伸脖子，向人家吐，动作是清楚的。至于对方说是换气，换气不需要7秒这么长。”

一年后的2021年8月6日，绵竹市法院宣判：常瑞及两位亲属共三人犯侮辱罪——法院将罪名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调整为侮辱罪。这也是网络暴力案件“自诉转公诉”趋势中的一例：此前有“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由自诉转为公诉，最高检在解读工作报告时表态，“司法机关不能让受害人仅凭一己之力去维权”。常瑞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其余二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和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常瑞上诉坚称无罪，2021年10月二审维持原判。判决书下来后，乔伟复印了一份，带到墓地烧给了妻子。

没有人是胜利者

乔伟花了几个月才让年幼的女儿知道真相——起初他只能说“妈妈去非洲做援助医生了”，2019年春节在北海的沙滩上，他才说出口。当时女儿没什么反应，他追问“听懂了没有”，女儿答“听懂了”“死去的人上天堂”。

起初班里没有同学提起这件事，但到了第二学期，有女孩问她“你妈妈是不是不在了”。从那之后，乔伟动了转学的心思：他想给女儿一个全新的环境，也有一层安全的担忧，“德阳这边还结着仇”。2020年9月，他把女儿转到德阳周边的一所实验小学寄宿。在女儿眼里，新学校并不是一个好去处：早上六点起，晚上八点多上床睡觉；老师没有德阳的温柔，会打手板，天气太冷时还不让洗头发。九岁的她最难受的事是“想家”，每天放学后都要给家里人打电话，“要打一串”——爸爸、奶奶、姥姥，但凡有谁的电话没接到，她就会哭，歇斯底里地哭。

每周日送去、周五接回，一周两趟一小时的车程，是父女俩难得的独处时间。去的那一趟，女儿不说话，脸拉得很长，乔伟偶尔叮咛几句“一会去到了就去上晚自习”“记得吃晚饭”；回来的那一趟，所有不快不治自愈，她会打开电子手表放BLACKPINK的歌，头往前像啄木鸟一样啄着。

没有妈妈的世界里，父女间的尴尬不时发生：女儿不会洗内裤，就装到箱子里带回来，也不说，乔伟收拾箱子时才发现；为了不尴尬，他在去学校的路上提起这件事时，把内裤内衣换了个说法——“裤头和小背心”。新学期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星星突然开始上课发呆、写作业发呆，期末考试坐在那儿一个字不写，老师把乔伟喊了去：“我说你到底心里在想啥发呆？她说没想啥，就不由自主地就坐那儿发呆了。把我们吓到了，我感觉我对女儿太不了解了。”有一次刚到学校下车，她就打电话跟爸爸说自己咳嗽——“你看她其实一路上都没咳嗽”，十分钟后老师的电话就来了，说她没有去自习室，而这正是他在车上反复叮咛过的；挂掉爸爸的电话，她又给干妈打了15个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家”。

她极少主动提起妈妈，“妈妈”这个词好像从她的世界里消失了——日记里只有大段直白烂漫的描述，“吃了八个饼干，一碗凉面，一个橘子”，新年愿望是奶奶身体健康，请爸爸戒烟戒酒。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是清明节：她让姥姥带她去墓地，并且要在上午去，因为她听别人说“上午去有儿有女，下午去无儿无女”；到了墓地，她告诉妈妈，以后要当姥姥的女儿，长大后照顾姥姥。她还自己认了一位干妈，理由是“干妈身上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乔伟自己的日子是：“我现在很害怕过节，一到节，我头皮都发麻。”他每天都要在同几个假设里转圈折磨自己：“她儿子不吐口水，没有这个事。我看到我置之不理，也没有这个事。遇到一个讲道理的家长，也没有这个事。”他说这件事像当年心梗后装进心脏的支架，“它永远就在心脏里，绕不了，永远在那儿”。从小就听过“唾沫星子淹死人”，没想到身边的人真的就被淹死了。时隔三年，他再带着女儿走进泳池，“头进到水里我就想哭”，眼泪往外冒，他赶紧钻进水里。说起那段“修成正果”的日子，他沉默了一会儿，抬头说了四个字：“恍如隔世。”

常家也早已搬离了德阳。他们住的老小区，距离乔伟和安医生的家只有三公里；如今门口贴着2021年2月的社区告示，电表上的数字再没有动过，邻居们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这一家人。网暴的两端，最后都以“离开”收场——安医生离开了世界，这一家离开了故乡。

判决结果的新闻评论区里，一位网友的留言被顶了起来：“发起网暴的人受到了惩罚，但是参与网暴的人呢，那些将恶毒言语掷向他人的人，再次想起安医生时，他们会愧疚难过吗？作为一起案件，有人最终胜诉，但回到生活，没有人是胜利者。”

网暴的机制

剪辑即叙事。 公众看到什么，取决于发布者想让人看到什么。一段掐头去尾的监控，配上“大人打小孩”的字幕，就足够完成一次舆论定罪。视频比文字更有“眼见为实”的欺骗性——人们相信自己看到的，却不问自己为什么只看到这些。赵启太说得最直白：“要是当初的报道说，男子发现初中生向妻子吐了口水，至少一半人不会骂乔先生。”

人肉即行刑。 姓名、单位、电话被挂上网络的那一刻，私人的冲突就变成了公开的刑场：辱骂涌进单位，是冲着砸掉你的生计去的；涌进手机，是冲着剥夺你的睡眠和安宁去的。网络暴力能够落到现实，靠的就是这些被公开的坐标。

反转即轮回。 第一轮，网民相信“公务员暴打小孩”，把安医生逼死；第二轮，同一个舆论场相信“熊孩子一家逼死医生”，把火力对准常家——遗像、花圈、一分钱转账里的辱骂。乔伟看得最透：“当时骂我们的人肯定也骂他们，骂他们的人肯定当时也骂过我们。”雪崩了两次，没有一片雪花认领责任。

羞耻即凶器。 网暴的杀伤力不在骂声的音量，而在它借用的法院。辱骂本身只是字符串，要经过受害者内心法院的受理和宣判才变成刀。而这套法院的构造是文化给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区分过“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中日都在耻感这一端——儒家的“耻”列在礼义廉耻四德里，是德性本身；自我是关系性的，我是谁，由我在家庭、单位、熟人眼中的位置构成。在这种结构里，公开蒙羞不是丢一点面子的难堪，是自我赖以站立的坐标被整个拆掉。胡先缙区分过“脸”与“面子”：脸是道德资格，面子是社会声望——安医生是被连锅端的：作为医生的“脸”和作为体面人的“面子”同时被没收。她的法院和观众的法院是同一个：她要面子、好强，自我就是用同事、病人、二十年挚友的眼光造的，两万人的辱骂之所以致命，是因为那两万人恰好坐在她内心合议庭的席位上。

羞耻的燃料是观众——断掉渠道，收走手机、离开德阳，火就断了氧；可惜五天里没有人做这件事。而“错不过是标准之争”式的免疫力是有条件的：它需要独立于现场的第二个标准来源、流动的生活、不靠单一熟人网络供养的自我。安医生一样都没有。德阳、单位、病人、二十年的朋友，就是她全部的世界——那些标准不是外来的，是她本人。让那五天里的她说“别人的标准不算数”，等于让房子宣布自己不住在自己的地基上。

杀死安医生的链条里，剪辑视频并推动传播的家长是第一环，每一台转发辱骂的账号是第二环，而最后那场“反转”不是正义迟到，是暴力换靶。乔伟对这张网的态度，是整个事件最悲凉的注脚：“没有网络她就是拿嘴喊，知道的人也就一两百个，顶多一个单位，没到人言可畏的程度……你恨它也好，用它也好，你都逃不开，它把你织在一个网里面。”

主要事实与引语出自《人物》杂志报道（文｜龚菁琦），及极昼工作室、《新京报》、澎湃新闻相关采访。